▲ 教宗圣格列高利在书写，约公元983年。特里尔市图书馆
这场古典复兴运动在查理曼执政时期起步，历经20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一种直白澄澈的艺术风格，似是唤回了过去的古罗马帝国，例如提图斯凯旋门上的铭文或罗马人物雕塑中凿刻的线条。加洛林复兴的艺术风格简洁明快，迥然有别于《林迪斯法恩福音书》中那种细密繁复的凯尔特装饰风格，也全然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那种遍布英格兰各地的神秘主义气息。
加洛林复兴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英格兰修道士阿尔琴的影响，所以自然就延伸到了不列颠，并创造出一部极为精美的手抄本。在公元1000年前后，著名的“乌特勒支诗篇”被带到坎特伯雷，在部分复制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部“哈雷诗篇”（Harley Psalter），与“乌特勒支诗篇”的原版极为接近。盎格鲁-撒克逊的抄写员对原版中简洁清爽的笔画与线条十分着迷，竭尽所能地加以模仿，同时还在赞美诗文本的上方或下方增添图画。有一本古英语诗集的手稿就采用了这一风格，内容多为《圣经》中的“创世记”与“出埃及记”中的场景，还包括但以理、耶稣与撒旦的传说。文字配有一系列图画，其中几幅直接来自“乌特勒支诗篇”[183]。在这些图画中，挪亚方舟形似维京长船，载着一座摇摇欲坠的古典风格的教堂，船上甚至还有风向标[184]；耶稣飘浮在半空，做出祝福的手势，将方舟的舱门关闭；挪亚的妻子看似不愿登船，也许不想和那么多嘈杂吵闹的动物待在一起，不过她的一个儿子在不断催促着她。这些插画虽然不及“乌特勒支诗篇”的图画那么精湛完美，却也将其中的诗意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本诗集曾被认定出自诺森布里亚王国的盎格鲁撒克逊诗人卡德蒙（Caedmon）之手。自古埃及以来，文字与图画从未如此直接地融合在一起，书写与绘画本就是同一创作活动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