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热津斯基眼中，美国利益高于他国利益，甚至高于人类利益，而他分析问题也总是以是否符合美国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对于美国大众传播尤其是视觉传媒对全球的议论、全球的认识、全球的价值观念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及世界许多国家对于大众传播中的“信息不平衡”、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对本国文化多样性的威胁等现象的批评与指控，布热津斯基非但未对美国传媒加以检讨、评析，相反倒打一耙。这是外国自己着意要模仿美国，以美国为榜样，并亦步亦趋。如果说美国的大众传播对某国的民族文化构成威胁，那么其他国家的文化也在影响美国，他甚至认为，文化多样性比单一民族文化要好，美国的“公开的多元文化就加强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有机联系”。
布热津斯基还认为，全球识字的普及造就了无数政治觉醒的群众，这无疑也对“位居第一”的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构成某种威胁。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电视煽动起来的“目前着力追求处于道德混乱中的物质享受的目标会带来风险”。这些风险表现为：“容易导致无理性的和逃避现实思想的新浪潮”，让穷人看到了“现金国家的阔绰富裕的生活方式”，激发了“一无所有的贫困之感”，“就会无意地点燃沮丧的但不是有组织的妒忌之火，而这种妒忌反过来很容易被蛊惑人心的极端分子所利用”。所以，如果世界上再次发生大规模的穷人针对富人的革命，那么布热津斯基的潜台词就是电视是最坏的“颠覆者”和“教唆者”。所以，布热津斯基最担心的是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大失控、大混乱中失去作为超级大国的“催化作用”。